【轉載】後現代社會理論家斯各特.拉什的新唯物主義冒險

2017年3月10日下午,斯各特·拉什(Scott Lash)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梁銶琚大樓一樓演講廳作了題為《後自由主義政治:實體與科技》(Post-Liberal Politics: Substance and Technology)的講座。這次講座的舉辦者是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座由彭麗君教授主持。

斯各特·拉什教授是一位在學界享負盛名的英國社會家學,1998年起任教於倫敦大學哥德史密斯學院。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他主要研究的課題是現代社會向後現代社會的轉變,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全球化資訊社會的基本特征,由新技術、新媒體催生的文化邏輯對當代社會的影響等等。其中,他提出的「去差異化」(de-differentiation)概念,「形象意義體制」(regime of figural signification)概念,「自反性」(reflexivity)問題,「第二現代性」(second modernity)問題,以及「資訊批判」(critique of information)的思考維度等等,如今已經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經典論述。

除了他自己獨立撰寫的專著,如《後現代主義社會學》(1990)、《另一個現代性:一種不同的理性》(1999)、《資訊批判》(2002),他還與厄里(John Urry)合著了《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1987)、《符號經濟與空間經濟》(1994),和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貝克(Ulrich Beck)合著了《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1994)。2000年以來,中國成了他感興趣的研究課題。他新近與幾位學者合著了《中國建構中的資本主義》(China Constructing Capitalism,2014)。他曾在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擔任客座教授(2014),在南京大學受聘為「薛君度講座教授」(2015,上一任為Bernard Stiegler),目前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作訪問學者。

與上述社會學線索相比,這次講座則呈現了拉什教授的另一條更具哲學問題意識的思考線索。該線索也許可以回溯到他在2010年出版的專著《內聚式文化》(Intensive Culture)——萊布尼茲、內聚與廣延、實體、單一性、資訊資本主義、內聚式唯物主義恰恰是那本著作的關鍵詞(在這些關鍵詞背後的不就是德勒茲哲學嗎?)。講座上,圍繞實體概念,教授嘗試從閱讀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入手,力圖在物質與形式、主體與客體的二元論之外找到一條不同的進路,似乎是要為當代社會學研究提供一個新的開端:單一性的意識,一個新的本體論基礎:實體即主體,以及一種經由辯證運動達到的意識與現象(同樣是單一性的)之間的相互「認同」(識別、同一,mutual recognition)。這條新進路將為技術研究、媒體研究帶來怎樣的新局面?拉什教授一直思考的「基礎」(ground,basis)問題和「共同體」(commons,communities)問題,在此新局面下又將如何推進?我們十分期待他接下來的研究走向。

拉什教授最終以目前在思想界方興未艾的「新唯物主義」(new materialism)作結。儘管他沒能來得及考察、詳述新唯物主義思潮的多樣性,以及當代不同唯物主義哲學進路之間的辯論,但能在香港學院學術就如一潭死水、課堂教授內容嚴重滯後於時代發展的環境中談到「新唯物主義」這個當前亟待反思與論述的名詞,已經是意義非凡,振聾發聵。對於思潮發展的大方向,教授的把握相當到位:數學邏輯取代語言邏輯。主導當今社會運作的,不再是符號學意義上的記號(sign),而是數學意義上的數字(number),不再是言說行為(speech act),而是算術(algorithm)和算法(the numerial)。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套完全不一樣的政治學來應對。

在答問環節,彭麗君教授提問:這個講座從鄂蘭(Hannah Arendt)開始的,怎麼談著談著最後就不知道她去了哪裡?拉什教授聽了問題后開懷地笑著。他的講座如此汪洋恣肆,內容涉獵之廣泛,有時難免會令聽眾無所適從。但這種開闊的學術視野、大膽逾越邊界的思維路線、對自己講述的事物永遠興致滿滿,不正是這位七旬老人的可愛之處嗎?從90年代把後現代主義視為一個有效的批判角度,到今天對新唯物主義思潮的好奇與追問,拉什教授在思考與研究的路上繼續冒險,永不停步。這樣的精神不正正才是學者的可敬之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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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NMS拍攝)

文章出處/01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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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曾浩年 × New Materialism Society:齊澤克哲學入門課程

齊澤克理論之本:《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齊澤克哲學入門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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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活躍在文化界、批判理論界和哲學界,發表大堆著作。他在不同界別的讀者量飛速增加。從被主流哲學界嘲笑,到今天,不論是愛他還是恨他,連主流的哲學家也要回應他的哲學著作。

但由於齊澤克作品實在太多,他的哲學很多時候給入門者無從入手的感覺。本課程將以他的理論起點《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為主軸,輔之以講者對其理論著作的橫向研讀,整合出一個齊澤克哲學的入門導論,對他一貫使用的術語和主要思想作出淺白生動的解說,更會以學界對齊學說的批判為補充,使參與者通過這個課程能對齊澤克哲學有一個總體掌握。

本課程為打算開始閱讀齊澤克哲學的讀者以及希望對其哲學作總體把握的讀者而設計,同時適合哲學專業與非哲學專業人士參與。課程一共六節,每節九十分鐘。

 

課程內容

第一節 齊澤克哲學中的黑格爾

齊澤克在黑格爾的思辨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發掘了大量的理論資源,而其中有兩個部分最為顯著,一是黑格爾對人類各層面精神活動的詳細分析,二是黑格爾對「否定性」概念之研究。前者常作為方法的展示穿插在齊澤克哲學之中,而後者則可以稱得上是齊澤克哲學的理論核心。在近期作品中,齊澤克對此概念的關注和發揮越來越顯著。

因此,本節的內容中心是介紹黑格爾分析人類精神現象的方法,以及黑格爾的「否定」理論。

關鍵詞:精神現象學、邏輯學、絕對否定性、對立、超驗哲學

 

第二節 齊澤克的精神分析與哲學

弗洛伊德認為哲學其實是一種泛神論,其所信仰的對象是文字本身。這麼說來,對精神分析而言,哲學和原始的圖騰崇拜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 一個設定真理在文字中,另一個則認為神明在圖騰中。

但是,齊澤克卻明言他的目標是「黑格爾與精神分析的相互融合和解放」,到底他所設想的結合是什麼樣的結合?精神分析為什麼需要哲學?哲學又為什麼需要精神分析?

關鍵詞:精神分析、理性、Jouissance、理論、實踐

 

第三、四節 《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核心概念

此兩節主要以《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為主,節選重要的章節作詳細解釋。

其中最為突出的章節是齊澤克以簡單的方式解釋了拉康的慾望圖式(Graph of Desire),將之視為當代意識形態分析的重要工具。

關鍵詞:RSI三界、意識形態、客體、慾望圖式、回塑性

 

第五節 齊澤克思想的本體論:後康德觀念論

本體論(Ontology)作為「最哲學」的研究範疇一直是哲學家們高度關注的問題。齊澤克也不例外,在他的思想發展中,他對本體論的關注是越來越大的。在他和德國哲學家Markus Gabriel的合著中,他們兩人嘗試為一種新的本體論提出一個綱領,他們稱之為「後康德觀念論」(Post-Kantian Idealism),這可以說是齊澤克以獨立於精神分析、從純粹哲學的角度去為自已的思想作一次總結。

關鍵詞:否定性、物自身、康德哲學、Parallax View

 

第六節 英美學界的回應

Robert B. Pippin是美國黑格爾研究者中名氣和影響力極大的哲學家,他對齊澤克的黑格爾詮釋作出了一次詳細的回應。一方面他認為齊澤克的論理是想在當代重新激活黑格爾思想的認真嘗試,但另一方面齊在很多地方實際上是在扭曲和誤解黑格爾的思想。誰對誰錯?

關鍵詞:理性、信心跳躍,精神現象學、謝林

 

課程資訊

時間:

第一節 2017年2月1日,晚上7-9;第二節 2017年2月4日,下午3-5

第三節 2017年2月8日,晚上7-9;第四節 2017年2月15日,晚上7-9

第五節 2017年2月22日,晚上7-9;第六節 2017年2月25日,下午3-5

地點:浸會大學(具體地點向參與者另行通知)

費用:600HKD(講師及材料準備費用)

聯絡:info@newmaterialismsocie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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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曾浩年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生,北京大學西方哲學博士研究生,研究範疇:後康德觀念論、存在主義、佛學、精神分析、馬克思哲學。

 

 

 

過往主講的活動和課程

序言書室

接觸上帝:康托爾的無限;《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簡介 —— 齊澤克辨証唯物論的基本概念;《德里達作為黑格爾的讀者》七頁紙讀書會;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新譯簡介會 ;約伯記:唯物主義的解讀;雜阿含經瞿低迦篇,唯物主義的解讀;解放的界限:以革命史看中港矛盾(中國篇) 等等

新唯物主義學會

Between Idealism and Materialism: On Sense and Object

01空間

何為深入萌心;我們需要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嗎? ;沙特、尼采與拉康:三種認識自己的方法 ;我是誰:存在與思維

北京佳作書局

藝術、哲學與精神分析

藝鵠書店

鏡花非花:《紀子之食桌》的破格倫理學

 

再談巴特勒:物質化操作、女性主義策略與後結構主義的極限

黎子元

*圍繞巴特勒《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的導論及第一章,學會在五、六月舉辦了「研讀巴特勒」的讀書會和研討會。本文為這次研讀的摘要與總結。感謝參與研讀的25位書友,一起度過了超過十個小時的圍讀文本的時光,especially thank Charmaine,她在關於伊拉格雷的報告中嘗試釐清她和巴特勒的理論關聯,這對於我們理解巴特勒的立場很有助益。

 

建構與物質化

gender is a social construct

 

女性主義者堅持「性別(gender)」是後天建構出來的,批判父權體制下的社會文化如何在人的天然本「性(sex)」之上銘刻出性別認同,就仿佛有一種被稱為「文化」的建構之力在如同表面的「自然」上邊寫寫畫畫,將這個原來處於文化之外的、天然純潔的「本源」以文化標記玷污了一樣。這個被動地接受塑造的本源代表著女性特質,而那股強迫加諸其上的力量無疑代表著男性特質。

建構主義者所秉持的觀點,即存在著一個前文化的自然根源,與(反對或部分反對建構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的信念,即存在著一個先於建構、不可被化約的物質基礎,如「性」的物質性(the materiality of sex),其實如出一轍。這個使唯物主義者感到安心的顯得堅實可靠、不容置疑的物質基礎被視為人類一切社會存在和文化活動的底座。他們質問建構主義者:哪怕「性別認同是建構出來的」可以被接受,那麼「性」的物質性,例如器官、荷爾蒙、染色體上的兩性差異,總不會也是被文化建構出來的吧?

然而,無論「自然根源」還是「物質基礎」都並非「第一性的(primary)」,相反,它们是思維進行「設定(positing)」操作的效果,即以劃界和排除的操作來建構出一個前文化的、不可理解的(unintelligible)「外部」,其實是一種對建構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這樣一來,反倒使得「自然根源」和「物質基礎」變得恍如虛構,又或者充滿形而上的神秘色彩。

從思維設定的層次上看,巴特勒指出,承認不容置疑的「性」或者它的「物質性」恰恰已經是承認某種關於「性」的說法,某種「物質性」的構造方式。正當我們試圖指涉一具天然純潔的身體的時候其實已經參與了對這具身體的進一步的形構。換句話說,並不存在可以置身事外的「自然」和「物質」,只有建構出「性」或者「物質性」的持續的、反復的過程——「性」或者「物質性」的存在並不先於這個過程。而這個過程便可以稱為「物質化(materialization)」。恰恰是這項操作經時間固化而生產出邊界的效果、穩定性和我們稱之為「物質(matter)」的表面。巴特勒宣稱,不僅是性別,性同樣是被建構出來。而這裡問題的關鍵在於「建構」是什麼意思?

巴特勒反對流俗的建構主義和樸素的唯物主義(她指出二者已經被後結構主義所重構),把研究的問題意識轉向物質化操作。她進一步指出,這種物質總是寓於物質化過程中的觀點應該與福柯意義上的規範強力(regulatory power)的生產性或物質化效果相關聯,以便考察「性」得以物質化的規範準則,以及性的物質性之所以被視為既定事實(given)假設和鞏固了怎樣的規範性條件。持續的、反復的性的物質化過程並非沒有缺口和裂縫,相反,它在重複運作之中總是包含著建構的不穩定:總是有些東西逃脫或超出了規範,有些東西不能被規範的重複運作所完全界定或固化。巴特勒從這種不穩定中看到了重構的可能性,使性變得固化的各種效果有可能被撤消(undone),而各種性規範聚合而成的體系也有可能被導入生產性危機當中。

 

柏拉圖的邏輯圖式

通過征引伊拉格雷(Luce Irigaray)對於柏拉圖的策略性閱讀,巴特勒闡明了一種物質化操作的邏輯圖式(logical schema),即柏拉圖在《蒂邁歐篇》(Timaeus)建構的宇宙生成理論作為一個形而上學體系,為達至體系的自我維繫必須將「過量(the excess)」排除在體系之外,而該排除作為一項操作則擔當了整個體系得以順暢運作的前提條件(precondition)。這裡的「過量」就是一種不可被理解、不可被表征、混亂無序的女性特質,即「the excessive feminine」,其作為不得不被排除出形而上學體系的「外部」,實則是該體系得以建立和維繫的隱秘「內部」,即「the constitutive outside which is already inside」。伊拉格雷通過反復詰問柏拉圖的形而上學排除了什麼,讓這種過量的女性特質得以被揭示出來,這也就暴露了形而上學體系內部的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二元對立僅僅是一種操作的效果——二元對立中的女性特質不過是一種鏡像(the specular feminine),一種受到男性特質主導和編配的對象。

柏拉圖費盡心思,一再否認過量女性特質的本體論地位(即否認其「存在」)。首先,女性特質自身不具備形式,而必須經由形式的進入來生產現實事物。這種女性「物質」因其沒有形式而算不上是現實事物,只能是「the receptacle」或者「the chora」,其特性只在於接納。儘管現實事物從中誕生,但對於生產具有決定作用的終究是形式,即男性特質。其次,作為「the receptacle」的女性特質「絕對不能」與男性特質有任何相似之處。「The receptacle」因其沒有本體論地位,不能被定義,所以「不應該有」恰當的名稱,無法被準確言說。總而言之,這「不可名狀的」就被配置為不可能卻又是必要的「位置(site)」以待穿透(penetration)與銘刻(inscription)。

 

女性主義的「回穿」

柏拉圖形而上學中的物質化操作深遠地影響著西方哲學的發展(其影響甚至可以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論中看到)。經由這種操作,哲學家建立起一整套「陽物中心主義經濟(a phallogocentric economy)」,一整套具有生產性和物質化功能的「異性戀矩陣及規範性約束(the heterosexual matrix and the regulatory constraint)」。從柏拉圖開始,物質早已是「有性的物質(the sexed materiality)」。大概「性」的物質性早已被「有性的物質」所負累。

面對菲勒斯經濟學,伊拉格雷的策略是承認女性作為被排除的「外部」,並經由一種解構性的模仿(而非複製),即重複引述柏拉圖的文段以詰問什麼遭到排除以及移置柏拉圖對本源的移置,來顯示這個外部作為體系的必要前提其實已經內在於體系,而體系的完整性(封閉性)和它所引以為根據的形而上學基石並非毋庸置疑。巴特勒質問:是否應該任由女性「壟斷」這個被排除者的位置?伊拉格雷理想化地將女性放置在這個對體系具有威脅的外部,那麼,這個外部的外部是什麼?在她的分析中,又是什麼遭到了排除?

與明確主張「表層性慾」的伊拉格雷不同,在閱讀過程中巴特勒發現了一個批判地模仿陽具性慾,採取「回穿(‘crossing back’ or ‘penetration in reverse’)」策略而非「反穿透(anti-penetrative)」(即反對進入而堅持位於表面)策略的伊拉格雷。以此為啟示,巴特勒激進地構想了一種模仿男性穿插、卻對於異性戀規範而言實屬「非法」的進入方式(the improper entry)——「逆轉模仿(reverse mime)」。通過施行女性被嚴令禁止的行為(在設定上她原本只能接納),從而顯示女性與男性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是柏拉圖費盡心思給予否認的),以及男性特質作為「本源」的可疑(如果相似性是可能的那麼這個本源就並非不容爭辯)。當以下事實被暴露,即男性秩序並非理所當然,它僅僅是排除和禁止的操作產生的效果,從根本上依賴於那些其必須排除和禁止的東西,結果將是異性戀性別秩序的擾亂、撤消,以及在性別差異的戲劇中一系列不同角色的誕生。

不同於伊拉格雷,巴特勒的策略是不將女性配置成唯一的外部——事實上就沒有單一的外部,而是去聯合各個領域中被排除、遭禁忌的他者,經由一系列倒置模仿,形成由各種具有差異的外部聚合起來的對被模仿者(主人話語)的佔領與逆轉。在這個意義上,被排除的事物並非負面的、消極的,它們是任何一組對立所必然產生的外部,顯示出任何真理體制所包含的必要的、基礎性的暴力。而在巴特勒看來,這些必要的外部恰恰可以被重新配置成「未來的視野」,致使「排除之暴力(the violence of exclusion)」可以處在不斷地被克服的過程當中。最終目標不是建立一種損害差異的單一論述或權力中心,而是保存外部(the preservation of the outside),保存體制所無法表征並對體制的連續性造成根本威脅的東西,也就是保存擾亂、重構固有體制的各種物質化及再物質化操作的可能性。

 

總結:後結構主義物質觀的極限

在上個世紀末,巴特勒通過批判流俗的建構主義和樸素的唯物主義,揭示出二者所設定的先於文化建構的「自然根源」和「物質基礎」的形而上學性質,這與當前齊澤克對「客觀現實」的否定(不存在客觀現實這種東西!),對「物質形而上學」的駁斥相互呼應——齊澤克指出,當代的唯物主義應該是一種揚棄了物質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a materialism without matter」。藉助這種批判,巴特勒所提議的以「回到物質的概念(the notion of matter)」來取代「建構」的研究進路,其實際意義就是轉向對「物質化操作」的研究,考察物質化的前提條件與操作過程。基於其問題意識的當代性,即回到對「物質性(作為一種操作)」的思索,巴特勒堪稱當代唯物主義哲學的引薦者。

然而,她自身的後結構主義局限卻從根本上禁止她成為一位唯物主義者。從她的後結構主義立場看來,物質(matter)在話語建構之外便沒有重要性(身份、地位、狀態),儘管她所理解的話語建構作為一種她聲稱的「物質化操作」已經力圖從對於「建構」的流俗理解中脫身。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將作為物質本身的物質(the materiality qua materiality)哲學概念化」從來就不在她的問題意識中——既然物質作為對於語言的「過量」無法以語言文字表征,那麼面對這個「不可能」,思想和言說也就無能為力了(唯一可行的只是圍繞這種過量發展出解構的策略)。巴特勒終歸被20世紀的語言哲學所規限(conditioned)。

倘若當代唯物主義哲學無法批駁巴特勒的後結構主義立場(在後結構主義陣營中,巴特勒無疑是最值得閱讀和與之論辯的了),那麼這種唯物主義便是不必要的。為此我們需要探索一種不同於語言的概念化方式,從思維的語言限制中脫身。拉康承認:「像數學般形式化是我們的目標、理想」。巴迪歐則宣稱,「無論如何我們的唯一準則是:哲學必須通過數學來進入邏輯,而不是從邏輯進入數學」。如果我們將數學視為一種辯證運動,那麼便可以理解德勒茲所肯定的數學的普遍性:「數學在其他領域中的任何可能的應用都不成問題。」建立一種以數學為條件的唯物主義哲學成為當代哲學的任務。而這項任務可以被視為對女性主義回穿的回穿,即以一種能夠處理差異、多樣性、偶然性、不一致、不完整的邏輯圖式穿透/洞察那不可被理解、不可被表征、混亂無序的「過量的女性特質」,「the materiality qua materiality」。

 

June 2, New Materialism Society Seminar #5

A Specular View of Matter: Reading Luce Irigaray with Judith Bu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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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apter One of Bodies That Matter, Judith Butler launches her exploration into the materiality of bodies by going back to the notion of matter in Classical Greece mediated through the work of Michel Foucault and Luce Irigaray.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offers Butler a way to “understand the schema of bodies as a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nexus of power/discourse”. However, Foucault misses, according to Butler, what is excluded from materialization, a question taken up by the feminist philosopher Luce Irigaray.

The long middle section of Chapter One is dedicated to Butler’s rehearsal of Irigaray’s reading of Plato in her audacious book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In this talk, I will introduce Irigaray and some of the core ideas in Speculum and the Other Woman, in in which she questions the dominant paradigms i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and psychology. Irigaray’s radical argument offers both a diagnosis of the impasse that she says has prevented women from being subjects and a strategy for subverting what she calls the phallogocentric economy.

Butler takes her cue from Irigaray, but offers an alternative reading of Plato’s Timaeus as instituting a taboo that constitutes what she calls the “heterosexual matrix.” I will also touch on Butler’s response to Irigaray and her critique of grounding politics in matter.

 

Seminar hosted by Charmaine Carvalho

Charmaine Carvalho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gender studies, feminism,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hood. She is working towards a dissertation on the fashioning of the “single Indian woman” in Indian chick lit novels.

 

Time: 3:00-5:00 pm, June 2, 2016

Venue: Room 628, Sir Run Run Shaw Building, Ho Sin Hang Campu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五月 研讀巴特勒

在《蒂邁歐篇》(Timaeus)柏拉圖將「女性」及其身體的物質性(the feminine)與「容器」(receptacle)的概念相連結,來建構關於宇宙生成的形而上學原則;而自西方哲學傳統建立之日起,「她(們)」便成為形而上學體系——這個徹頭徹尾的陽性宇宙(masculine universe)無法解決的麻煩。哲學家總是試圖將女性「物質/事情」(matter)排除在體系之外,但這些不可被明確表述和不為理智所理解的過剩之物(excessive matter)卻註定會隨機地前來侵襲、擾亂體系的運作。The feminine is the excess of the masculine universe.

從柏拉圖開始,物質早已是「有性的物質」(the sexed materiality)。因此,當我們討論「性」/「身體」的時候,便不能止於討論「性之物質」而必須反省「物質之性」。There may not be a materiality of sex that is not already burdened by the sex of materiality. 由此可見,不僅「性別」(gender)是建構出來的,「性」(sex)同樣逃不出權力關係與話語建構。我們要如何在話語界限上談論「性」,或者談論「性」的話語界限,如何思考總是越出思想與話語邊界的身體/物質?這就是朱迪斯·巴特勒在《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1993)》提出的理論難題。

新唯物主義學會在2016年五月將研讀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圍繞其主要著作《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五月上旬為準備材料和自由閱讀階段,研讀會將在中旬之後開始。第一階段由黎子元導讀該著作的「導言」和「第一章:身體之重」。導讀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研讀將主要處理該章節中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批判、所引拉康精神分析理論的拓撲學圖式、後結構主義的身體觀/物質觀等重要問題。導讀將力圖通解文本,也適合對巴特勒感興趣而尚無相關閱讀經驗的朋友參加。第二階段(暫定在六月)由 Charmaine Carvalho 主持專題研討,以英文進行。研討會主持者來自印度,目前為浸會大學博士研究生,博士論文研究課題涉及女性主義與印度通俗小說。兩階段活動的詳情將通過Facebook和學會微信公眾號發佈,有興趣參加的朋友可以關注我們的臉書/賬號,聯絡我們並索取相關閱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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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簡介會 (面向浸會大學同學),2016.5.18. Wed, 10:30-12:00, 香港浸會大學何善衡校園方樹泉圖書館 Learning Commons,討論內容:(1)身體與話語;(2)何謂建構,閱讀範圍: Preface

第一次研讀,2016.5.21. Sat, 10:30-12:30,香港浸會大學何善衡校園邵逸夫大樓(RRS)628室,討論內容:巴特勒的問題意識,閱讀範圍: Introduction

第二次研讀,2016.5.25. Wed, 11:00-4:00, 香港浸會大學何善衡校園方樹泉圖書館 Learning Commons,討論內容:西方形而上學批判,閱讀範圍:Chapter One 

第三次研讀,2016.5.26. Thu, 11:00-4:00, 香港浸會大學何善衡校園方樹泉圖書館 Learning Commons,討論內容:西方形而上學批判,閱讀範圍:Chapter One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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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斯·巴特勒(1956-),美國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當代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的領軍人物。她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建立了一套「展演性理論 (theory of performativity)」(以《性別麻煩》於1989出版為標誌)來思考話語行為如何建構性別身份的問題(例如接生的醫護人員以宣佈「這是一個男孩/女孩」來界定初生嬰兒的性別屬性)。她的基本觀點為,性別身份認同是經由言語述行的重複的操演與積澱而被生產出來的。其理論影響廣泛,涉及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文化研究和電影研究等領域。巴特勒對黑格爾的觀念論,福柯的譜系學,拉康的精神分析的深入研讀,使她的研究不同於一般的批判理論。她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和公益事業。

巴特勒總是處在後結構主義的邊界上,一方面受其制約,一方面又呈現突圍的態勢。閱讀巴特勒恰恰是對後結構主義之極限(limits)的檢視。巴特勒在《Bodies that Matter》質疑了流俗的話語建構理論,將「身體」和「物質性」重新引入後結構主義理論,因而某程度上也越出/重塑了後結構主義的問題域。通過閱讀這本經典著作,我們將考察後結構主義的身體觀/物質觀及其局限,藉此引入當代唯物主義哲學對物質的重新思考。

 

研讀材料

bodies-that-matter - 副本 - 副本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中文譯本

身体之重

朱迪斯·巴特勒,《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李鈞鵬譯,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出版。

 

其他參考文獻

Caroline Williams, Feminism , Subjectivity and Psychoanalysis: towards a (corpo)real Knowledge, in Kathleen Lennon & Margaret Whitford eds., Knowing the Difference: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Epistemology,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4, pp.164-183.

從性別身份建構中的「言語述行」到集會示威中的「身體施行」:巴特勒展演理論(performative theory)的拓展

黎子元

 

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自20世紀下半期以來,話語建構理論逐漸建立起「話語優位於物質」的思考秩序,從而將人類文化活動以及全部社會現實規限在由話語建構所統攝的領域之內。以至於一些流俗的理論觀點甚至宣稱「一切皆是話語建構」,進而徹底取消了話語的客體、對象或者物質的存在地位。儘管作為一位後結構主義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這些流俗的話語建構理論始終保持著懷疑的態度。

藉助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s theory)對「述行(performative)」的定義,即將其視為一種頒布或產生其所述內容的話語實踐,巴特勒在八十年代末建立了一套「展演性理論 (theory of performativity)」(以《性別麻煩》於1989出版為標誌)來思考話語行為本身作為一種建構力量是如何操作的。對巴特勒而言,「展演性」首先描述的是語言表達(linguistic utterance)的一種特性,即在表達行為發生的同時也致使某些事情發生或成為現實。因此在展演性理論發展的這個階段,「展演」行為可以被具體理解為「言語述行」(或「話語宣成」,見台灣學界相關譯文)。在此理論基礎上,巴特勒專注於性別展演與身份認同的問題,諸如接生的醫護人員以宣佈這是一個男孩或女孩來界定初生嬰兒的性別屬性,婚禮上證婚人通過宣佈「你們現在成為夫妻」來確認異性戀婚姻制度的合法性等等。她得出如下結論:「在性別表達的背後沒有性別身份;身份是由被認為是它的結果的那些『表達』,通過操演所建構的」。[1]  強制性規範與生產機制廣泛存在於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其中,性別身份認同則是經由言語述行的重複的操演與積澱而被生產出來的,儘管重複也可能引發規範失效、身份顛覆。

在新千年以來巴特勒親身參與了多場社會運動,其中包括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集會與示威。在其近著《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2015)》,巴特勒將她的展演性理論延伸至言語述行以外而包括了身體的行為,並致力於檢視語言展演形式(forms of linguistic performativity)和身體展演形式(forms of bodily performativity)之間的交叉關係。她轉而研究當代大規模的集會和示威遊行中的展演性問題,反思其中獨特的「具體化模型」(mode of embodiment)如何宣示「要被看見的權利」(the right to appear),如何抗爭乃至打破當代社會的教條與規範。她寫道:「集結所意味的比已經言說的要多,而那種表意模型是一種協調過的身體施行,一種多樣性的展演形式」(‘the gathering signifies in excess of what is said, and that mode of signification is a concerted bodily enactment, a plural form of performativity’)。[2]  由此,巴特勒預見了集會中的「無意的能動性」(the inadvertent agency)和「協調的身體施行」(the concerted bodily enactment)的潛能,認為它們可以擾亂各種現存的體制性組織形式的宰制意圖。[3]

從展演性理論發展的最新階段(至少是最新動向)可以看出,巴特勒目前的研究工作正試圖逾越她自八十年代末以來持續進行的話語建構理論研究的種種局限——這些局限以20世紀末人文學界的整體的理論困局為背景。從「言語述行」到「身體施行」,展演性理論的轉向具有雙重意義:(1)揭示了社會運動的過程本身對於話語的過剩,因而對運動的思考絕不能局限於話語研究;(2)身體展演理論聚焦於集會與示威中的身體施行所表達的意義和生成的效果,而這恰恰顯示了支撐社會運動真實的變化過程的那些物質面向——即不能被話語所編制的過剩之物——的重要性。相應於該理論發展的新階段,「展演」概念也得到重新配置,它不再局限於「述行」的領域,不僅僅指涉語言表達和話語行為,而能夠討論更為寬泛領域內的事物,轉變為「施行」,即一般性地指涉具有能夠實現某些事物或生成某种效果的表達行為,包括言語行為和身體行為。

巴特勒從不滿足於像其他後結構主義理論家或解構主義批評家那樣,把研究對象僅僅局限在文本(如宣稱文本以外沒有世界)或者話語操作(如小說敘事研究,文本意義詮釋),而主動開拓對於話語行為如何產生現實效果的理論思考。話語行為或者言語述行無疑也是一種操作,但对这种操作的研究顯然要比通過考察純粹的話語操作來研究意義的建構與生產的做法更貼近唯物的層次。如今,從言語述行向身體施行的跨越,體現出巴特勒試圖進一步從話語建構理論中脫身的努力。這份努力匯入當代哲學運動的趨勢之中,而這股趨勢幾乎就是一種迫使哲學家做出抉擇的不由分說的強力(force),即突破20世紀末人文學界的整體的理論困局——無法逃脫思維的語言限制(the linguistic constraints of thought),通向一种新唯物主義的立場——將語言之外的真實的/唯物的操作(the real/materialistic operations)視為研究對象,把不能被話語統攝的過剩之物(the excessive matters)哲學形式化。當代哲學必須首先打破思維的語言限制,倒置「話語優位於物質」的思考秩序。

巴特勒總是處在後結構主義的邊界上,一方面受其制約,一方面又呈現突圍的態勢。因而,閱讀巴特勒就成了對後結構主義之極限的檢視:研究後結構主義的邊界,或者在後結構主義的邊界上做研究。一種新的哲學或者新的思維方法論倘若能夠找到一位稱職的論敵便是幸運的,因為新的立場必須在與舊事物的激烈論辯中逐漸變得清晰、準確。在後結構主義陣營中,巴特勒無疑是最值得閱讀和與之論辯的——在這個意義上,她幾乎可以勝任新唯物主義的引路人了。

 

2016/5/2

[1] 朱迪斯·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宋素鳳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34頁。

[2] Judith Butler, 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8.

[3] Ibid., pp. 31-32.

 

作者簡介
黎子元,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課題為法國數學結構主義思潮和當代哲學的實在論/唯物論轉向。《測繪香港藝術地形——12間當代藝術機構訪談》(香港·域外文化2011年)編著者。09年以來從事文化評論和當代藝術策展。

 

告別艾柯,告別一種名為「後現代」的20世紀文化

黎子元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無疑是20世紀中後期歐美文化的代表人物。我們能夠從作為符號學家、文學理論家和小說作家的艾柯身上,看到一條現代文化向所謂「後現代」文化轉變的清晰脈絡。秉持著一種符號學原理,將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皆視為同一個符號系統之中相反相成、彼此互動的必要組成部分,艾柯的終生事業貫通了在一般觀點看來無法調和的兩端:他既是研究中世紀美學、19至20世紀小說的嚴肅學者,也是擁有龐大讀者群的當代暢銷作家;他的理論寫作所涉及领域從精英文化(先鋒派小說)通向大眾文化(庸俗文學、電影、電視、音樂、漫畫);他的文論焦點從「文本」與「符號運作」轉向「讀者」與「詮釋活動」;他的思考範式包容了標榜原創與新奇的現代主義和肆意模仿與遊戲的後現代主義。

儘管艾柯最終被視為後現代文化的鼓吹者,他所推崇的卻可以说是一種「有制約的後現代」:他反對如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理論那樣一味彰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主導地位,認為讀者最終決定了意義如何生成;他反對無止無休的所謂「解構式的閱讀策略」,特別批駁了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理論;他也無法同意在上個世紀末蔚然成風的認為文本意義具有完全不受約束的開放性因而可以任意詮釋的流行觀點。相反,他認為預先存在著一個無所不包的如百科全書一般的符號系統,閱讀就是讀者與文本以此符號系統為基礎展開的通過相互協商來產生意義的動態過程。意義的生成既受到讀者自身素養和能力的制約,也受到同時代集體閱讀旨趣的規限。也就是說,儘管我們承認「開放的文本」和「主动的讀者」,但詮釋必須是有一定限度的,意義終歸是有某種確定性的。

20世紀60-70年代,艾柯與同輩知識分子共享結構主義符號學大行其道、知识考古学及話語理論方興未艾的文化土壤。對符號運作與話語建構的逐步深入的認識致使思想家們意識到:虛構與現實其實別無二致。而艾柯在1980年出版的小說《玫瑰之名》則把這種認識藉助暢銷小說向普通讀者傳播開去。「玫瑰之名」取自「玫瑰逝去、僅存其名」的寓意,引申意思為「歷史真相只寄寓於與它相關的紛繁錯雜的符號結構與話語地層之中,其自身則早已煙消雲散、無從索解」。小說敘述者不辭繁瑣地考證了這個以中世紀教會與王權鬥爭為背景的神秘探案故事來自「一份真實的手稿」。倘若將這些考證文字抽取出來,改頭換面,放在裝滿「中世紀研究」文獻的圖書館書架上,讀者根本無從判斷這個涉及了大量中世紀歷史事件、人物、知識的虛構文本和它周圍那些聲稱是嚴肅學術研究的文本能有什麼區別。

虛構小說和嚴肅論文都不過是由一大堆符號構造出來的話語。一段話語之所以被視為「知識」或「真實敘述」,僅僅基於某些獨特的話語編織技術,以及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認識型對它的權威認證。現實流逝、唯存話語。如此一來,現實就必須經由話語的中介才能夠被人們感知、理解和流傳。倘若承認這一點,那麼在特定條件下建構、重構乃至虛構話語,無疑將重新配置我們藉助話語來達成的對於現實的把握,乃至重新配置「現實」本身(假如真有所謂現實的話)。毋庸否認,艾柯以他的虛構小說有效地調整了「小說藝術」與更為宏大的、關聯到現實的符號系統之間的結構關係,揭露出小說作為一種話語建構重新配置現實的可能性——大概從誕生之日起,篡改現實就是小說的天性。艾柯對這種認識的傳播不能說沒有觸及乃至改變了現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總結其一生事業的時候也說道:我所做的無外乎虛構而已。

艾柯於2016年2月19日過世,為世人留下最後一部有待出版的小說手稿《Numero Zero》。從艾柯反觀20世紀思想文化史可以窺探這個世紀的一項決定性成就,即遵循著康德以來對於「條件」的質問,人們認識到語言符號這個人類創造出來的工具其實反過來擔當了人類文化活動的條件,語言符號作為人類思考和把握對象的中介其實決定著思考的邊界以及把握對象的可能性,以至於關於「人」的研究必須從研究語言符號及其運作開始。而思想家們試圖闡明語言符號及話語建構對於客體和物質具有決定性作用,也使得那些迷信物質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思想顯得無比幼稚。然而,以語言為條件/規限,20世紀的思想家便不得不將他們對於人類文化活動的思索囿於由話語建構所統攝的社會「現實」內部,而把語言的外部配置為「不可能」。這種貫穿一個世紀的以語言為條件或者說逃不出語言牢籠的哲學思潮與從其勃興之日起就有著「非物質」立場的後現代意識形態——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為實踐他的後現代主義於1985年在法國蓬皮杜中心策劃的藝術展覽標題就是「Les Immaterieaux」——的勾結與共謀則形成了一種否認真理、去除實在、迷戀虛假多樣性的當代反智文化,一種「反唯物主義」。

「反唯物主義」的錯誤在於忽視了語言符號運作本身的物質向度,更無法看到物質的、肉身的、非符號的運作如何與符號的運作扭結、糾纏在一起,在具體時空與物質條件下聚合,生成獨特的形構與功能,作用於語言符號的「外部」世界。思想逃不出語言的牢籠也就意味著在符號體系內部無休止地打轉,因而也就無法思考那些不能被語言符號所象征的、總是從象征秩序逃逸到「現實」外部的「過剩」,那些偶發地、隨機地回身擾亂、顛覆象征秩序的「過量之真」。若要脫出語言的牢籠,就必須揚棄20世紀哲學的各種唯心主義或反唯物主義傾向,揚棄以語言為條件的思想方法論,建立一種新的唯物主義哲學。這種新唯物主義不是對幼稚的唯物主義的回歸,而是通向一種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說的揚棄了物質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纏結了觀念論與唯物論的辨證唯物主義。

作為後現代文化的代表,艾柯揚言「符號學的建立就是對於客體的移除」,又說「符號就是謊言」,「符號提供了不想道出真話時的另一種選擇」,但他也強調將整個人類文化還原成符號學,並不意味著將全部物質生活還原成精神事件。這種貫通對立兩端的氣度,深諳符號運作的狡黠,恰恰是從艾柯的思考與寫作中體現出來那種不同於流俗後現代的「有制約的後現代」所留下的耐人尋味的地方。有種後現代理論聲稱每個人至少都要死兩次:一次是肉身的死亡,一次是名字的死亡。所謂名字的死亡指的是關於一個人的一切符號都從人類文化的符號系統中消失不見。艾柯去世了,但他的名字還在,而且看起來還會存在一段日子。而無論後現代文化是否已經過時,無論將來還有沒有人閱讀艾柯,如今他真的離去了。一個人離去,就不會有第二次。讓我們悼念艾柯!

2016/3/4

作者簡介
黎子元,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課題為法國數學結構主義思潮和當代哲學的實在論/唯物論轉向。《測繪香港藝術地形——12間當代藝術機構訪談》(香港·域外文化2011年)編著者。09年以來從事文化評論和當代藝術策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