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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艾柯,告別一種名為「後現代」的20世紀文化

黎子元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無疑是20世紀中後期歐美文化的代表人物。我們能夠從作為符號學家、文學理論家和小說作家的艾柯身上,看到一條現代文化向所謂「後現代」文化轉變的清晰脈絡。秉持著一種符號學原理,將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皆視為同一個符號系統之中相反相成、彼此互動的必要組成部分,艾柯的終生事業貫通了在一般觀點看來無法調和的兩端:他既是研究中世紀美學、19至20世紀小說的嚴肅學者,也是擁有龐大讀者群的當代暢銷作家;他的理論寫作所涉及领域從精英文化(先鋒派小說)通向大眾文化(庸俗文學、電影、電視、音樂、漫畫);他的文論焦點從「文本」與「符號運作」轉向「讀者」與「詮釋活動」;他的思考範式包容了標榜原創與新奇的現代主義和肆意模仿與遊戲的後現代主義。

儘管艾柯最終被視為後現代文化的鼓吹者,他所推崇的卻可以说是一種「有制約的後現代」:他反對如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理論那樣一味彰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主導地位,認為讀者最終決定了意義如何生成;他反對無止無休的所謂「解構式的閱讀策略」,特別批駁了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理論;他也無法同意在上個世紀末蔚然成風的認為文本意義具有完全不受約束的開放性因而可以任意詮釋的流行觀點。相反,他認為預先存在著一個無所不包的如百科全書一般的符號系統,閱讀就是讀者與文本以此符號系統為基礎展開的通過相互協商來產生意義的動態過程。意義的生成既受到讀者自身素養和能力的制約,也受到同時代集體閱讀旨趣的規限。也就是說,儘管我們承認「開放的文本」和「主动的讀者」,但詮釋必須是有一定限度的,意義終歸是有某種確定性的。

20世紀60-70年代,艾柯與同輩知識分子共享結構主義符號學大行其道、知识考古学及話語理論方興未艾的文化土壤。對符號運作與話語建構的逐步深入的認識致使思想家們意識到:虛構與現實其實別無二致。而艾柯在1980年出版的小說《玫瑰之名》則把這種認識藉助暢銷小說向普通讀者傳播開去。「玫瑰之名」取自「玫瑰逝去、僅存其名」的寓意,引申意思為「歷史真相只寄寓於與它相關的紛繁錯雜的符號結構與話語地層之中,其自身則早已煙消雲散、無從索解」。小說敘述者不辭繁瑣地考證了這個以中世紀教會與王權鬥爭為背景的神秘探案故事來自「一份真實的手稿」。倘若將這些考證文字抽取出來,改頭換面,放在裝滿「中世紀研究」文獻的圖書館書架上,讀者根本無從判斷這個涉及了大量中世紀歷史事件、人物、知識的虛構文本和它周圍那些聲稱是嚴肅學術研究的文本能有什麼區別。

虛構小說和嚴肅論文都不過是由一大堆符號構造出來的話語。一段話語之所以被視為「知識」或「真實敘述」,僅僅基於某些獨特的話語編織技術,以及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認識型對它的權威認證。現實流逝、唯存話語。如此一來,現實就必須經由話語的中介才能夠被人們感知、理解和流傳。倘若承認這一點,那麼在特定條件下建構、重構乃至虛構話語,無疑將重新配置我們藉助話語來達成的對於現實的把握,乃至重新配置「現實」本身(假如真有所謂現實的話)。毋庸否認,艾柯以他的虛構小說有效地調整了「小說藝術」與更為宏大的、關聯到現實的符號系統之間的結構關係,揭露出小說作為一種話語建構重新配置現實的可能性——大概從誕生之日起,篡改現實就是小說的天性。艾柯對這種認識的傳播不能說沒有觸及乃至改變了現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總結其一生事業的時候也說道:我所做的無外乎虛構而已。

艾柯於2016年2月19日過世,為世人留下最後一部有待出版的小說手稿《Numero Zero》。從艾柯反觀20世紀思想文化史可以窺探這個世紀的一項決定性成就,即遵循著康德以來對於「條件」的質問,人們認識到語言符號這個人類創造出來的工具其實反過來擔當了人類文化活動的條件,語言符號作為人類思考和把握對象的中介其實決定著思考的邊界以及把握對象的可能性,以至於關於「人」的研究必須從研究語言符號及其運作開始。而思想家們試圖闡明語言符號及話語建構對於客體和物質具有決定性作用,也使得那些迷信物質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思想顯得無比幼稚。然而,以語言為條件/規限,20世紀的思想家便不得不將他們對於人類文化活動的思索囿於由話語建構所統攝的社會「現實」內部,而把語言的外部配置為「不可能」。這種貫穿一個世紀的以語言為條件或者說逃不出語言牢籠的哲學思潮與從其勃興之日起就有著「非物質」立場的後現代意識形態——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為實踐他的後現代主義於1985年在法國蓬皮杜中心策劃的藝術展覽標題就是「Les Immaterieaux」——的勾結與共謀則形成了一種否認真理、去除實在、迷戀虛假多樣性的當代反智文化,一種「反唯物主義」。

「反唯物主義」的錯誤在於忽視了語言符號運作本身的物質向度,更無法看到物質的、肉身的、非符號的運作如何與符號的運作扭結、糾纏在一起,在具體時空與物質條件下聚合,生成獨特的形構與功能,作用於語言符號的「外部」世界。思想逃不出語言的牢籠也就意味著在符號體系內部無休止地打轉,因而也就無法思考那些不能被語言符號所象征的、總是從象征秩序逃逸到「現實」外部的「過剩」,那些偶發地、隨機地回身擾亂、顛覆象征秩序的「過量之真」。若要脫出語言的牢籠,就必須揚棄20世紀哲學的各種唯心主義或反唯物主義傾向,揚棄以語言為條件的思想方法論,建立一種新的唯物主義哲學。這種新唯物主義不是對幼稚的唯物主義的回歸,而是通向一種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說的揚棄了物質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纏結了觀念論與唯物論的辨證唯物主義。

作為後現代文化的代表,艾柯揚言「符號學的建立就是對於客體的移除」,又說「符號就是謊言」,「符號提供了不想道出真話時的另一種選擇」,但他也強調將整個人類文化還原成符號學,並不意味著將全部物質生活還原成精神事件。這種貫通對立兩端的氣度,深諳符號運作的狡黠,恰恰是從艾柯的思考與寫作中體現出來那種不同於流俗後現代的「有制約的後現代」所留下的耐人尋味的地方。有種後現代理論聲稱每個人至少都要死兩次:一次是肉身的死亡,一次是名字的死亡。所謂名字的死亡指的是關於一個人的一切符號都從人類文化的符號系統中消失不見。艾柯去世了,但他的名字還在,而且看起來還會存在一段日子。而無論後現代文化是否已經過時,無論將來還有沒有人閱讀艾柯,如今他真的離去了。一個人離去,就不會有第二次。讓我們悼念艾柯!

2016/3/4

作者簡介
黎子元,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課題為法國數學結構主義思潮和當代哲學的實在論/唯物論轉向。《測繪香港藝術地形——12間當代藝術機構訪談》(香港·域外文化2011年)編著者。09年以來從事文化評論和當代藝術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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